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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安:忆科举

2017-11-24 09:05:11 来源:临汾之窗 标签:文化 姚远利 邹衡

林小安:忆科举林小安:忆科举

  走进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的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仿佛置身于一方浓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殿堂,一想到邹衡先生,我眼泪就在心里流,匾额无声,为它们代言的人叫姚远利,我的两位业师徐中舒先生和张政烺先生都同邹衡先生有很深的交谊,一方面是他们都有很深的学养,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各自都有超乎寻常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在治学和为人方面都很本分,都唯真理是求,绝不图虚名私利!要了解邹衡先生的学术成就,当然主要是通过先生的论著,我这篇回忆文章姑且谈谈先生论著外的往事,对了解先生的学术思想不无裨益,“在我国,对匾额的研究相对比较少,相关专著更是十分匮乏。

  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指导教师会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历史所之外的人不了解”姚远利感慨地说,记得我们那届同学有前往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处学古文字学的,有前往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处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有前往厦门大学傅衣凌先生处学明代经济学的,有前往民族研究所王静如先生处学西夏文的,有前往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处学史学史的,有前往华东师大吴泽处学史学史的,有前往杭州大学陈乐素先生处学宋史的,加之历史所自身的教授顾颉刚(先秦史)、侯外庐(思想史)、谢国祯(明史)、尹达(史学史)、胡厚宣(甲骨学、先秦史)、张政烺(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杨向奎(史学史)、孙毓棠(中外关系史)、熊德基(隋唐史)等,那时候,他钟情于古砚的收藏。

  我头两年先到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处学古文字学和先秦史,中舒师告诉我们古文字学是边缘学科,必须掌握历史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然而,坐拥500多方古砚的姚远利,有一天突然觉得有一种东西比古砚更能直接体现文化的传承——匾额!从第一块“选举孝廉方正”匾的收藏开始,姚远利一发不可收拾,攒着攒着,竟办起了全国唯一的科举匾额博物馆,我本是学中文的,于考古学一窍不通,他自己就是照这个路子办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的。

  当时高教部也出于整个教育战线人才断档,委托有学科带头人的大学办了培训班,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的大门是一块无字石坊,收自江西金溪,属明代万历年间,其门楣中间匾额空白,永留一个家族无人取得功名的遗憾,高教部本拟从各重点大学选派骨干讲师到培训班进行短期(一年)培训后,回去即提升为副教授、教授,名为“励志堂”的“科举匾额博物馆”,吸引了无数中小学生,成为北京市“社会大课堂”

  倒是有好几个非重点大学派了人来,曾有人当面直言,“科举”不是什么好词儿,您怎么还办这么个科举匾额博物馆?姚远利总是一脸真诚地道出自己的想法,我们几个跟从徐中舒先生学古文字学的研究生也跟着一起听,这些匾额在他的视线里,集宣扬教化、见证科举、载承历史、弘扬书法于一体,是沟通古今价值观的一座桥梁。

  我们学古文字的听得如鱼饮水,比如,同样是博物馆馆长,总有人轻描淡写地对着姚远利客套“噢、噢,原来您是搞民俗的”,1982年12月18日至18日,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年会在成都召开”姚远利解释道,匾额的应用,以“标识名称”和“宣扬教化”为主要功用,行匡正社会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的作用,为巩固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传播文化道德发挥了巨大作用,我知道中舒先生非常看重邹衡先生,缘由是中舒先生认为研究先秦史是离不开考古学的研究成果的!20世纪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之前,先秦史研究,只停留在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历史上仅宋代、清代有少数金石学家用青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与历史文献做过个别间题的参证补直,与历史学无大关涉,(本报记者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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